问责既要高高举起也要重重落下
广州市委、市政府联合发布的《广州市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暂行办法》(下称《办法》)将于今年4月1日起实施。《办法》从7个方面明确了问责内容、问责方式、问责程序,使领导干部问责制进一步规范化；规定不接受或不配合监督也将被问责,新闻媒体曝光的材料列入问责线索范围。《办法》更进一步规定,被问责官员一年内不得提拔。这个规定一公布,便引起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对不接受或不配合监督也被问责的条款,使得监督从内部领域走向公共领域,具有了更多的可能,因而意义重大。
监督,历来就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掌权者,素来是不愿意被人监督的。在某些官员的眼里,权柄操之我手,任别人说三道四,指手画脚,那是绝对要不得的；权力就是要我行我素,美其名曰提高施政效率,你来监督一下,我来监督一下,权力的威风凛凛便要大打折扣。古语说,“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如果好不容易掌权,竟要四处受到掣肘,“画地为牢’,自然心不甘情不愿,会想方设法排除这些掣肘。现在,广州市居然要把监督制度化,把问责规范化,岂不是让权力的手脚受到越来越多的掣肘,让威风的感觉“雨打风吹去”?
其实,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过许多监督的条令,即使各级政府的红头文件里,也多见要加强监督的字眼,甚至我们也不缺乏监督机构。从纪委到检察院,从人大到法院,从政协到信访部门,诸多方面都具有监督的职能。但有精神、有机构设置,和能否落实是两回事。这主要在于监督仍然摆脱不了内部循环的窠臼。简单来说,由于监督仍然是在体制内部循环,这就使得被监督方有“做手脚”的可能。那些举报信流落到被举报对象手里的现象之所以存在,便与内部监督体系不完善等有关。因此,打破监督的内部性,使监督走入公共生活领域,就使得通过内部关系协调“做手脚”的空间被大大压缩。
广州市规定的监督领域主要包括党内监督、法律监督、民主监督、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这就是说,监督从内部循环走向公共领域,至少广州已经开始了“落地”的实验。我们有很多欢迎监督的相关精神,但光有精神是没有用的,如果精神不“落地”,再多的精神也是虚幻的。因此,不能单纯讲监督,还必须讲问责。没有问责来敦促监督,没有问责来约束监督,没有问责来为监督实现其目的,监督也就渐渐沦为游戏。比如,如果某些部门出现了问题,被监督了,但如果纪检监察部门不问责,或者根据相互之间的关系亲疏来进行选择性问责,那监督也就失去其意义,蜕变为权力争斗的工具,这无疑背离了监督的本意。这次广州明确规定,市纪委、监察局如果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的党政领导干部不予问责,即为失职,要承担相应的法纪责任,从而保障有法必依。这就为监督和问责相辅相成提供了制度保证。
问责到位,监督才能到位。如果大家都激情洋溢,群起监督,热闹过后忽然发现,“篱笆还是那个篱笆,墙也还是那堵墙”,未免监督的兴趣慢慢消弭,一切重归故旧。因此,要想问责制度可持续发展,历久弥新,问责就既要高高举起,也要重重落下。对此,广州市委、市政府显然已经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南方日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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