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负历史包袱的对外开放
编者按： 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是一个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渐进过程，我国改革开放30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与当年的那场思想解放大讨论是分不开的。“催发真理之树枝繁叶茂的，只能是破除迷信的滚滚春潮！”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到一个关键时刻，时代进步需要我们继续解放思想，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的步伐。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新华网理论频道特摘选《解放——改革开放以来思想大论战》（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的精彩章节，既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波澜壮阔的思想论争，也企望推动对改革开放的全民性思考热潮。今天是第八篇。
对外开放，并非一帆风顺，而是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艰难前行。中国对外的门户也曾大开，但那是中华民族一段难以忘却的历史耻辱——历史上中国的门户是被帝国列强用枪炮轰开的。那时候被迫开放的中国领土虽美其名曰“租界”，实际上被帝国列强用武力强据己有，其租借地只是帝国列强在中国广袤领土上横行的根据地，在租界里竟出现“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标牌。新时期的对外开放，如何卸下历史包袱，也就成了争论的焦点。
如果说百年前的对外开放带有被动性与强制性，那么新时期的对外开放则具有积极主动性，是我们主动打开大门请人家进来。会不会如一些人所担忧的，会开门揖盗、引狼入室，并给中华民族带来新的耻辱呢？出于这样的疑虑，关于最初开放的争论焦点，也主要涉及到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问题。相当一部分人担心，特区会如同旧中国的领土，变成帝国列强的租借地。
由于特区是在我国长期闭关自守的格局尚未根本打破的情况下并且是作为打破这一格局的特殊举措而创办的，许多人还不理解引进外资究竟意味着什么，更多人只是从特区联想到旧中国的‘租界’，尤其担心特区会变成租界进而转化为殖民地。1979年上半年，正当蛇口机器轰鸣、劈山填海之际，有位抗战时期曾经在这里打过游击的老战士泪流满面，痛心疾首地说：“革命先烈流血牺牲得来的土地，给你们一下子卖掉了。”当时，这种心态不只是老同志有，相当一部分干部群众都不同程度地怀有类似的疑虑。
1982年上半年，国内某家颇有影响的报纸，以醒目的标题，公开刊登了《旧中国租界的由来》一文。这篇文章从旧中国租界的形成谈起，借古讽今，其寓意是显而易见的。按照文章作者的观点，租界的设立，完全是帝国主义利用当时封建官僚的愚昧无知、腐朽透顶而使用欺诈的手段逐步形成的。1845年，驻上海的英国领事同上海道台订立了一个《上海租地章程》。粗看起来，这个章程似乎是些事务性规定，并没有取消中国在出租土地上的主权。但英国人却巧妙地利用它，在上海建立了租界制度，形成了独立于中国法权之外的国中之“国”。在文章的最后，作者还意味深长地点明了主题，租界的设立，不仅扩大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奴役和剥削，“还培植了中国的买办阶级”。这显然是在影射特区把土地有偿提供给外商使用有变成旧中国“租界”之嫌，也在影射特区有培植中国现代买办阶级之嫌。
办特区、打开大门让外国资本家前来投资办厂，而且还要给他们许多优惠条件，对于绝大多数还不敢越传统的“社会主义”雷池一步的人来说，这不是重新“租界化”和“殖民地化”，又是什么呢？
与此相适应，争论还涉及到了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体制的关系问题。外资进入特区之后，基本上实行市场经济运作方式，许多方面都在不同程度上打破了过去传统的计划经济运作的模式。因此，从这个角度还产生了特区到底姓“资”还是姓“社”的疑问。对外开放之初，就整体而言，中国实行的还是计划经济体制。在此基础之上进行的有限调整，还谈不上对经济体制的根本改革。那个时候人们还没有突破市场经济的禁区，加重了人们对特区会姓“资”的担忧。
中央对这个问题明确表态是在1981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的《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记要》明确地提出:“这些疑问是没有根据的。我国特区是经济特区，不是政治特区。特区内全面行使我国国家主权，这和由不平等条约产生的租界、殖民地在性质上根本不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经验证明，特区是扩大出口贸易、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发展经济的比较成功的好形式。对我国来说，特区是我们与外国资本竞争、学习按经济办事、学习现代化经济管理的学校，是为两省甚至全国训练和造就人才的基地。”
邓小平1987年4月对南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回忆说：“开始的时候广东提出搞特区，我同意了他们的意见，我说名字叫经济特区，搞政治特区就不好了。”
尽管如此，关于特区究竟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还是持续了很长时间。对此，有的学者是这样总结的：“最初的担心集中在特区会不会成为‘租界’和‘殖民地’这样的问题上。特区的实践很快证明，特区与‘租界’毫无共同之处，特区仍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实行与内地一样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一切并没有扫除人们的担心，主要原因在于，特区接连不断地推出了一系列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而这些举措恰恰是长期被资本主义社会所用而为我们所严厉批判过的东西。因此，关于特区姓‘社’姓‘资’的议论就从来没停止过，直到小平同志1992年视察南方时的讲话系统回答了这些议论之后，议论才逐渐平息。”
中国由自我封闭走向对外开放的路程是艰难的。特区创立伊始，除了上面讲过的姓“资”姓“社”争论之外，还有其他与这个问题有关的阻力。当时曾有一个形象的比喻，认为打开国门，进来的不仅有凤凰、孔雀，也有苍蝇、蚊子，甚至即使是凤凰、孔雀，带来的也不全都是令人赏心悦目漂亮的正面效应，也有野性十足贪婪的负面效应；另外，还有一个担心，就是长期被抑制的欲望突然获得释放的机会，会不会得到无限的膨胀。应该说，开放之初陡然增长的经济犯罪，增加了人们对创办经济特区的疑虑。正如一篇文章十分担忧地提出：“经济领域中的走私贩私、投机诈骗、贪污受贿、把大量国家和集体财产窃为己有等严重违法活动，已经比1952年‘三反’、‘五反’时严重得多。各种恶性刑事犯罪案件增加。少数人崇洋媚外，丧失人格国格，甚至发生出逃叛国现象。”于是，继续扩大对外开放还是赶紧收缩关门的问题，不仅成为全社会热议的问题，也提到中央的议事日程上来了。
1982年2月，中央书记处在北京主持召开了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并以中共中央文件形式下发了会议纪要。文件提出两方面措施，一是号召人民充分认识到经济领域中犯罪活动的严重性和危害性，在反对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中做坚定的、清醒的和有作为的马克思主义者；二是提出要认真总结经验，端正对外经济活动中的指导思想，促进对外经济活动的健康进行，继续试办好经济特区。
1983年的时候，中国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上，面临着是继续向前走还是向后退的选择。在这种关键时刻，邓小平发挥了他的舵手作用。1984年1月24日至2月10日期间，邓小平同杨尚昆、王震先后视察了深圳、珠海和厦门三个特区，并且分别为之题了词。其中对深圳的题词是：“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谷牧认为，邓小平那次南方视察，“给那些有关兴办特区的是是非非的议论基本上画上了句号”。
回到北京后，邓小平在与中央几位负责人谈话时，掷地有声地说：
我们建立特区，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这次我到深圳一看，给我的印象是一片兴旺发达。深圳的建设速度相当快，盖房子几天就是一层，一幢大楼没有多少天就盖起来了。那里的施工队伍还是内地去的，效率高的一个原因就是搞了承包制，赏罚分明。深圳的蛇口区更快，原因是给了他们一点权力，五百万美元以下的开支可以自己作主。他们的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从特区可以引进技术，获得知识，学到管理，管理也是知识。特区成为开放的基地，不仅在经济方面、培养人才方面使我们得到好处，而且会扩大我国的对外影响。听说深圳治安比过去好多了，跑到香港去的人开始回来，原因之一是就业多，收入增加了，物质条件也好多了，可见精神文明说到底是从物质文明来的嘛！
厦门特区地方划得太小，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
这样就能吸收大批华侨资金、港台资金，许多外国人也会来投资，而且可以把周围地区带动起来，使整个福建省的经济活跃起来。厦门特区不叫自由港，但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这在国际上是有先例的。只要资金可以自由出入，外商就会来投资。我看这不会失败，肯定益处很大。
也就是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还明确提出：“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如果能把海南岛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这就为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经济特区的创立埋下了伏笔。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不仅阻止了重新“关门”的倾向，而且进一步将国门打开得更大。
国门打开的初期战略是“引进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遇到的突出问题是资金不足、技术落后。工业与国外先进水平差距非常大，单靠自身积累资金，不足以适应国民经济快速发展，需要引进外资。为在工业领域尽快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大规模引进了一批适合中国国情、水平在当时比较先进的技术，极大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因此从“引进来”起步，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以“引进来”为主。
扩大对外开放，吸收外商投资，会不会冲击“民族工业”和“民族经济”呢？这样的争论，从中国一实行对外开放就开始了，并且从未停止过。在许多人心目中，引进外资无疑就是“狼来了”！
外资是不是“狼”？在传统的理念中，外资是外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进行侵略、掠夺的工具，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中国的民众就是在这种理念的熏陶和教育之下成长和长大的。因而，改革开放之初，当外资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逐步落实而不断涌进国门之时，很多人是抱着怀疑和恐慌的心情接受这一事实的。尽管邓小平说过“不争论”，但理论界还是就引进外资的政治意义进行了一番又一番或公开或私下的论战。外商投资经济毫无疑问是非公有制经济，它落户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阵营中，必然会引起人们的不安与敌意。长期以来，我们总是想当然地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是与一切私营性质的经济水火不相容的，是一场你死我活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严重斗争。其实，资本从来就是一种中性的东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就是为社会主义事业发挥作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就是为少数人服务。
那些对改革开放，积极引进外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屡屡非议的人士开始以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神圣地位为名，在各种场合对这一政策提出异议。到了上世纪90年代，“左”的思潮又变换手法，以“引进外资会不会扼杀民族工业”的“沉重话题”，打着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旗帜再次对这一国策提出挑战。有的学者提出国民经济的发展必须坚持自力更生为主，利用外资为辅，以公有制经济为主，外资经济为辅。显然，有些人之所以拼命反对引进外资，关键在于外资姓了“私”。但是，好在群众的眼睛是最雪亮的。这场关于引进外资与走什么道路，与保护民族工业、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关系的大讨论，不仅没有搞乱人们的思想，反而使国人消除了心头的疑虑，一些模糊的认识也正变得十分清晰起来。大家认识到，把利用外资一味地“政治化”是过去“左”的思维方式的延续，已与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大发展趋势格格不入。改革开放以来，外商在中国投资也好、办企业也好，不仅没有冲击中国的民族工业，相反它进一步刺激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经济竞争力，促进了自身企业制度的创新和适应能力的强化，为中国下一步在经济上与世界接轨，加入WTO后积极有效地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民族工业是我们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翻开近代史，中国的民族工业就是因为饱受了外国资本的欺辱才没有发展起来。诚然，对外开放，利用外资，会对我们的民族工业带来一定的冲击。但是，对于这种冲击，我们要辩证地看。纵观世界，迄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或地区因为对外开放而招致灭顶之灾，大部分国家反而都从开放中受益，中国对外开放多年来利用外资的事实也说明，其利大于弊。据统计，从1980年对外开放到2004年止，中国共吸收外商直接投资5600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对GDP的贡献率超过40%。外资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弥补了改革开放以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中国经济建设资金的短缺问题，促进了一批大项目的开工建设。外资的进入以及外资企业在中国落户，也促使中国国民经济中一些支柱产业加快升级换代，如汽车产业、电视及电器产业、计算机等一些高科技产品，缩短了我们赶上发达国家的距离。与此同时，对外开放也使我们学到了一些国际上最为先进的企业管理经验，加速了中国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的步伐，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提前做好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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