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主是否已经走向末路？ - 青岛宝德龙人才网

1991年，随着苏联的解体，俄罗斯在其首任总统叶利钦的带领下步入西方式的民主时代。然而，带给俄罗斯的却是一场接一场的政治、经济、社会危机和灾难。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缩水近50%。物价飞涨，股市、汇市狂跌，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一次又一次的金融危机让很多人的多年积蓄瞬间蒸发，人民生活水平因此倒退了几十年，几乎沦于赤贫的境地，甚至出现了现代社会非常罕见的人均寿命缩短的现象。国家内外债高筑，外汇储备几乎为零，对外支出居然全依赖世界银行的借款。即使这样，每年都有高达几百亿美元非法流向国外。政府连年发行国债券，寅吃卯粮，最终陷入绝境。叶利钦把苏联这个全球性的一流强国，通过引进民主进行超常的“创造性破坏”，变为一个退步的地区性的大国。用普京的话讲，这是“俄罗斯300年历史中最黑暗的时候”。

这里不提非洲，仅以亚洲为例。印度是除中国之外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一个已经实行民主60多年的号称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然而直到现在，尽管可耕地面积全球第一，但竟然无法解决百姓的温饱。根据总部设于华盛顿的国际食品政策研究所发布的饥荒指数，印度在88个国家中名列第66位（中国第15位），而凡是倒数30位的国家，都是饥饿严重存在而迫切需要首先解决的国家。与此相印证，在联合国公布的全球贫困人口中，印度又以4.5亿高居榜首。尽管印度目前最大的挑战是饥荒，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印度多年以来仍然是粮食净出口国，而且政府还提供大量的补贴用于鼓励出口。因此，印度虽然是一个实行免费医疗的国家，但是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体现儿童生活状况最重要的指标“五岁以下儿童夭折率”，印度为76‰，高居全球49位（死亡人数越少名次越靠后，中国24‰，101位，美国8‰，151位）。究其原因，就在于饥饿造成的营养不良！在不满5岁的印度幼童中，有43.5%的孩子严重营养不良，比非洲的比例还要高。印度儿童低于正常体重的高达43%（美国2%，中国7%）！

在这里不得不谈一下最年轻的民主国家阿富汗和伊拉克。这两个国家都是美国以武力建立起来的，而且西方社会也给予了全力的支持。然而，到现在，这两个国家仍然名列全球最贫穷和最腐败的国家行列。根据法国媒体的报道，阿富汗80%的国际援助被贪污。现在，这两个国家甚至连最基本的安全都无法保障，以至于阿富汗大选时，全国6000多个投票站中有1000多个因无法确保安全而被迫关闭。民主也解决不了不同派别的争端。伊拉克大选结束后到现在，半年多过去了，由于争议，仍然没有政府。阿富汗最新一届选举由于大规模存在的舞弊现象不被反对党承认。后来在美国的压力下，进行第二轮选举，结果反对党也由于同样的担忧而拒绝参加。奥巴马曾声称阿富汗是“关键之关键”，然而“关键之关键”就是这种模样。还有一件不得不提的事是，伊拉克的GDP总量还不到900亿美元，却斥资130亿美元购买美国的军火!

无论是原苏东国家还是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主，之所以不成功或表现远逊于西方,固然各有特殊的自身原因,但共性却是它们的民主是“外源性”而非“内生性”：或者是被西方所强加，或者是在“文明”示范的压力下被迫移植西方的民主。更为糟糕的是，这些国家大都是一步到位式的休克疗法，民主运行的各方面的社会条件严重不足和发育不良，因此无法有效运转是必然的结果。反观西方，民主制度经过漫长的充分发育和演变，是伴随着经济市场化、宗教世俗化、文化多元化、国家民族化、社会公民化、法制化等发展起来的，是渐进式而非今天标准的“一步到位式”。因此，许多在西方行之有效的做法，在这些国家却纷纷“异化”。比如，军队国家化在泰国就演变为频发的军事政变，过去还能够被国王控制的军队在国家化之后却成为干预政治的独立力量。实际上，对这些国家而言，民主运转不佳并非最坏的结果，还有部分国家由于没有形成足够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即没有实现国家民族化，竟然导致国家解体的悲剧。如前苏联、前南斯拉夫、前捷克斯洛伐克。

中国模式是自苏联十月革命以来人类最成功的一次和西方不同的探索和创新。仅仅30年，中国就成为当今世界全球第一大贸易出口国；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惟一超级大国美国；外汇储备世界第一。这30年间，四亿中国人摆脱绝对贫穷，被称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先例。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中国连续多年高居世界第一。钢产量突破五亿吨，超过全球十大产钢国的总和，是美国和日本的五倍，是不折不扣的巨无霸（1980年中国仅是日本和美国的1/3）。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中国的汽车销售量也在2009年超过汽车王国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实际上，中国已有210项工业产品位居世界第一，包括电视、手机、计算机、啤酒、自行车、化工产品、机械制造，等等。不仅如此, 根据法国《财经》（CAPITAL）提供的数据，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力压美国、德国和日本，高居世界第一，总额是法国的3.5倍。

中国模式与西方相比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和历史上其他国家崛起相比，中国没有对外掠夺、殖民，没有战争，完全是和平发展。中国和各国不是零和，而是双赢。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来讲，中国成功让西方实现了产业转移。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的崛起打破了西方对制造业的垄断，可以使大量的发展中国家以更低和合理的价格购买到需要的工业品。这里举一个例子：法国电信在非洲提供的服务极为高昂，使得手机成为高档奢侈品。而当中国的华为进入后，在同样甚至更好的条件下，让非洲得到了适合其消费能力的电信服务，另一方面提高了发展中国家在资源销售上的定价权，打破了西方过往对原材料等的垄断定价权。

中国模式之所以令人赞叹，还在于其创造奇迹的难度。中国模式不仅仅面临着社会转型的挑战，更有经济转轨的困难。对于经济转轨之难，西方理论界有这样评述：如同把一个阉割的动物再还阳。本来一个国家的社会转型就是极为“艰难和高风险的一跳”，更别说还要同时进行经济转轨。改革之初，对于刚刚摆脱“文革”束缚的中国，极“左”和极右都仍然有很大的市场和影响力。再考虑到中国五千年传统的包袱——鲁迅曾言：在中国，搬一张桌子都需要流血，实现现代化的转型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因此，对于中国改革之难，西方有这样的评论：这如同在一枚硬币上让一艘航空母舰进行180度的转向。然而，中国竟然奇迹般地做到了。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如此规模的国家崛起和实现现代化。西方模式500年来，创造了辉煌的工业文明，推动了人类的全面发展。但其代价也极为沉重：南美的种族灭绝、文化灭绝，非洲的贩卖黑奴，全球的殖民和掠夺、环境恶化、核威胁。任何效仿西方的后起国家，立即通过同样的方式进行扩张，又导致了无数大小战争，直至几乎毁灭人类文明的两次世界大战。尽管付出如此代价，西方模式仅仅解决10亿人的发展问题。以西方为榜样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仍然处于贫困当中。而中国模式涵盖的人口高达13亿。人类历史上还从未有这样规模的国家实现现代化。西方现在把自己的模式包装成普世价值，如果从覆盖的人口角度讲，中国模式比西方模式更具有代表性、全球性和普世性。

当然最有说服力的是中国在经济危机中的表现。这场源自美国的经济危机，无意中成为对世界各国制度成色的验金石。当时美国的许多学者曾这样认为：美国和西方将率先复苏，依靠国际市场的中国将随后才能好转。事实却是中国不仅第一个复苏，而且还拉动世界各国走出危机。欧洲复苏最为强劲的德国，最大的担忧竟是不能把一切都绑在中国身上。如果说2007年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上升到19.2％，第一次超过美国——这也是美国崛起成为全球第一后第一次被另一个国家所超越，而到了2009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

这场危机到现在已经经历了四个阶段：次贷危机、金融危机、全球经济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是否这就是最后的终结，恐怕仍然难以下结论。不妨以美国为例。尽管小布什在任内最后阶段出台了7000亿美元金融援助方案，随后上台的奥巴马政府又推出8000亿美元振兴经济计划，合计达1.5万亿美元（中国约为6000亿美元），结果到现在仅仅实现了经济企稳，何时复苏依然遥遥无期。特别是投入如此之多的资金后，失业率丝毫没有降低，依然维持在近10%！更为重要的是这两次投入的拉动能量已近尾声。美国乃至整个西方都面临着二次探底的可能性。截至目前（2010年度），世界发达国家债务占GDP总量的比重，日本超过200%，意大利130%以上，希腊接近130%，法国90%以上，美国90%，英国80%以上，西班牙70%以上，德国63%，都超过了欧盟60%的上线（中国仅18%）。近日堂堂的欧洲两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英国和法国竟然协商共同出资营造一艘航空母舰，足见其经济之困境。英国前首相布莱尔9月初在接受法国《世界报》的采访时，公开呼吁欧洲觉醒。其实，欧洲沉睡其中而且颇为自傲的不过是民主和福利，只是欧洲能从中醒得过来吗？

西方民主令人失望的表现，需要从全球化这一时代背景来理解。全球化虽然是西方一手推动的，但结果显示西方的制度对其并不十分适应。全球化无疑大大推动了人口、资金、物资的流动和交换，但却也把过去单一的国内市场变成全球市场。面对瞬息万变的机遇或者挑战，对各国政府的管治、应对能力的要求也大大提高。西方过去在特定时期也会授权总统特别权力，如美国内战时的林肯，他甚至被反对者称为“独裁者”。但全球化导致的后果之一，就是“特殊时期”与“平常时期”的界限日趋模糊不清。与此相对的却是西方政府的治理能力显然还有很大的距离，这自然要从现在的民主体制身上寻找原因。

首先，现行的民主体制难以选出优秀的领导人。实际上决定选举结果的往往不是候选人的能力、专业知识和从政历练，而是外表、宗教信仰、种族、性别、年龄以及是否会做秀。一个再好的制度如果没有有能力的领导人，同样也毫无意义。小布什总统仅仅八年就把一个处于巅峰状态的美国带入深谷就是最典型的例证。回顾美国历史，早期还能出现没有受过良好教育、没有家庭背景但能力超群的领导人，但现在领导人的选举已经程序化、表演化、金钱化，是电视和公关部门的成功，而不再是个人能力的成功。美国实行总统制，即使选不出优秀的领导人，至少还能做到领导人的稳定，许多实行内阁制的国家，政府则像走马灯一般更替。日本三年换五首相就是其所谓真实民主的一幕。一个连一年都呆不住的领导人，如何治国？如何应对国内外的突发事件？事实上日本一直面临着经济不景气、股票下跌、养老金，甚至日元突然升值等亟待解决的重大挑战，但频繁的选举和领导人更替，只能任由问题存在。

其次，就是三权分立和多党制带来的必然的低效率。当经济危机达到高峰一刻，美国政府虽然出台了7000亿美元的援助计划，但却被当作党争的好机会（此时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和共和党的麦凯恩的竞选已进入白热化阶段），被当作立法部门与行政部门讨价还价的大好舞台。甚至学者也不甘寂寞，在这危急一刻， 166位经济学家联名致函国会领袖，强烈反对这一救市方案。在各种压力下，情急之中当时的财长保尔森竟然上演向美国众议院女议长佩洛西下跪的惊世之举。尽管如此，第一轮投票仍然被否决。

一直有人辩护，民主的低效率可以避免重大失误。事实上，在许多情况下，时间就是生命（还记得2005年袭击美国的卡特琳娜飓风吗），错过了，就再也无法挽回。不过，这个辩护也说明了一点，民主的优势不是在于正确的决策，而是避免重大失误。但现在时代既要求避免重大的失误，更要求迅速而正确的决策。或者说这是一个哪怕不完美的决策也胜过低效率反应的时代。不过，如果看看小布什时期，恐怕民主也同样不能避免重大的失误。美国入侵伊拉克，哪怕遭到极其罕见干预时政的教皇的公开反对以及法德盟国、联合国及三大常任理事国、德高望重的曼德拉、全球各地的示威群众的反对都无法阻止和避免。随后，更在其任内酿成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从而成为美国冷战后从盛到衰的转折点。

再次，西方的政治受制于财团。西方的选举民主，决定了必须有巨额的选举资金，而有能力提供选金的只有财团。别看最后是选民在进行投票，实际上投票开始前，资本已经进行了“初选”，那些获得财团青睐的候选人才可能脱颖而出。胜选后，当然必须进行回报。这也就是为什么去年华尔街五大投行全军覆灭，但高盛集团的政治献金仍然高达数亿美元。由于政治力量对资本力量的臣服，从而使得资本处于无监管状态，不出问题，仍然可以保持繁荣，一出问题就是全局性的、崩溃性的。

除了以上几点外，西方的民主制度发展到今天，至少还有两个难以解决的困境：一是西方的政策受制于普通的选民——这使道德正确色彩浓厚但却弊端丛生。选民只关心自己的切身利益，对于事关长远、全局甚至全球的事务并不关心，也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二是采用终身制。原因在于，不是选举产生，就可以不受民意影响和左右。任期终身制，就可以不受政府控制，但根本目的还是要摆脱民意的制约。西方尽管有制度上的修补，但当民意走向极端的时候，仍然于事无补。比如，冰岛发生经济危机之后，虽然总统签署法案偿还外债，但却被全民公投否决！

事实上，民众与资本以民主的名义对政治的介入，才是美国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源，这和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生产过剩造成的危机截然不同。美国的次贷危机，几年前就被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发现，但却不采取任何措施。危机爆发后，他在国会举行的听证会这样辩解：不错，我是几年前就知道次贷的危害，可是如果我让银行破产、穷人失去住房，国会会批准吗？一语道出何以失去纠错能力的制度性原因。美国的次贷危机，以“两房”破产为转折点。但“两房”的问题20年前就被美国学者（汤姆·斯坦顿，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美国政府研究中心的经济学教授）看出，在他的努力下，国会甚至举行了听证会。然而，在“两房”巨头的游说下，在听证会上甚至不允许这位学者讲话，后来虽然成立一个委员会，但没有任何权力的委员会根本无法制衡“两房”。直到2007年，这位学者仍然一再撰文呼吁“两房”的问题，但最终等来的是危机的全面爆发。

西方民主发展到今天已有数百年，但形成今天的“多党、普选、三权分立”和福利制度却不到百年，美国甚至只有40余年（以美国黑人真正获得法律上的平等为标志），瑞士甚至只有30多年（以妇女获得选举权为标志）。这场危机的来临无疑对这种模式投了否定票。然而，西方是否能够像过去一样渡过危机呢？从目前来看，恐怕很难。因为许多制度方面的变革是不可逆的。比如福利制度、普选制度，一旦建立，就很难走回头路。泰国在一群受过法国教育的军人政变下建立的民主制度，到今天已经70多年，虽然到现在仍然处于“民变”与“军变”的循环中，但却无法倒退回到过去。除了制度本身的原因外，还和西方出于冷战的需要把制度道德化有关，以至到现在反过来深受其害。其实制度是适应人类进步和发展需要而生产的，是为了解决面对的问题。但在冷战时期，东西方互相妖魔化对方，一个中性的制度被意识形态化和道德化，在当今世界更形成民主与专制、正义与邪恶的话语结构。不过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套说辞如此深入人心，当西方面临挑战需要变革时，反过来竟然束缚了自己。美国不过是通过了一个医疗改革方案——美国是全球发达国家惟一没有全民医疗保险的国家，就引发强烈的反对声浪，质疑美国将变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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