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大火拷问国家管理体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 张树华
2010年夏天，俄罗斯境内相继发生历史上罕见大火。据俄方初步估计，大火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150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可能因此减少1%。
像10年前一样，2010年又是俄罗斯的“大灾难”之年：飞机坠毁、军火库爆炸、地铁恐怖事件、四处火灾……对此，英国《金融时报》称火灾反映了俄罗斯“政府治理失灵”，德国媒体借此指责普京政权的“专断和不民主”。而俄共等左翼势力则冷静看待导致一系列灾害的深层次原因，更加深入地分析灾难反映出来的近30年来俄罗斯制度性、体制性和方向性的错误。
人为制造的国家灾难
今年初夏以来，俄罗斯着火点多达880多处，烧毁了2000座房屋，致使4000人无家可归，而且大火和旱灾还在持续。“千年罕见”的高温酷暑和“百年未遇”的森林大火不仅暴露了俄罗斯社会潜伏的安全风险，也暴露了国家体制和社会管理机制的漏洞和弊端。这些灾难与金融危机一道扫除了高油价时期普京给俄罗斯带来的暂时的“彩虹与光环”，又一次拷问了国家管理体制。
8月10日，俄共中央副主席、俄国家杜马自然资源、利用与环保委员会副主任、俄罗斯农业科学院院士符·卡申（Владимир КАШИН）撰写题为《人为制造灾难的体制》文章，指出这场大火与其说天灾，不如说是人祸，是当今俄罗斯当局毁掉苏联时期良好的火灾预防、技术及指挥体制的结果，这场大火暴露了俄罗斯现行体制性弊端和发展的歧路。苏联时期仅俄罗斯境内就有35000台消防车，莫斯科郊区有500支农民消防志愿队，而现在的情况是消防队员不断流失，消防车大量报废，人员和装备远远不能满足灭火需求，同时由于土地撂荒，大量农业水利设施和灌溉设施被破坏和荒废。
俄罗斯拥有世界上丰富的森林资源，土地和森林是俄罗斯安身立命之宝。然而这些年俄罗斯的森林管理法律朝令夕改，管理混乱。1993年开始森林资源转向地方管理，1997年管理权进一步下放，2004年通过的第122号《森林法典》又将管理权全部收回。2005年又将森林管理权交给了地方，并规定中央财政负责支付相应管理费用，然而中央财政拨款根本不到位。2007年开始实行的新《森林法典》规定森林可以交与私人，事实上私人企业只重视采伐获利，忽视长期保护，结果是相应的负责森林防火的投入大大减少。
同时俄罗斯政坛的执行不力、官场贪腐也是此次大火的主要原因。10年来，普京治国依靠的是“手动”模式，没有建造良好的制度，找到合适的道路，仅仅依靠个人的忠诚和少数亲信的正派。后苏联时期俄罗斯官僚队伍没有信仰、缺乏事业心，自私、贪腐、无能。今年结束的温哥华冬运会，俄罗斯国家队不仅折戟而归，而且牵出了体育官员巨额贪污浪费丑闻。不管总统、总理怎样严词厉色，正在进行的索契冬运会建设项目腐败案已经牵扯出总统办公厅的高官。政坛的一系列问题导致在此次大火中各级部门执行不力。1972年莫斯科附近同样发生大旱和大火，但各级政府和各部门统一协调应对有力没有造成如此严重后果。而在这次大火中，俄罗斯森工部门、地方官员、消防部门各行其是，甚至连着火点和过火面积统计数据都不一致，相互打仗。现在面临如此长时间、大面积的旱情，气象部门预报和警示明显不足，是此次火灾失控的又一诱因。
“激进改革”积累重重矛盾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承了原苏联雄厚的“家底”：地大物博、幅员辽阔，自然资源极为丰富。除了良好的自然条件外，苏联社会主义70多年的建设历史也遗留下雄厚的物质基础,苏联时期有着令人羡慕的社会保障体系和教育文化体系。而有学者指出，正是这些70年形成的社会主义“安全网”减缓了10多年资本主义“激进改革”对百姓生活的破坏性冲击，使俄罗斯承受了照搬西方模式的“休克疗法”的痛苦。
2001年刚刚接任总统大权的普京指出，过去这些年的内讧和不负责任的激进改革将俄罗斯折腾得“精疲力竭”。普京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指出：“俄罗斯正处于其数百年来最困难的一个历史时期。大概这是俄罗斯近两三百年来首次真正面临沦为世界二流国家、抑或三流国家的危险。”
戈尔巴乔夫6年的“改组、重构”在政治上导致了苏共败亡和苏联瓦解，在经济上中断了企业联系，破坏了经济布局，失去统一的经济空间。叶利钦9年的“私有化和自由化改革”非但没能消除苏联后期的弊端，反而加重了社会经济生活的无序和混乱。俄罗斯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所长谢·罗戈夫估计，俄罗斯占世界GDP比重不足2％，在世界贸易和金融领域的比例则更低。俄罗斯的国际影响大大降低，甚至不能通过独联体来有效地抑制离心倾向。
叶利钦掌权不到10年，上演了一场场“私有化”大戏，目的是为了防止“共产党复辟社会主义”。几年间大规模、“闪电式”的私有化运动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俄罗斯社会的面貌，瓦解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改变了社会的阶层结构，催生了私人资本特别是大资本的形成，导致了“财团、寡头”参政的局面。“私有化”运动激化了社会矛盾，导致严重的贫富分化，滋长了经济犯罪，威胁了国家经济和社会安全，贻害无穷，至今隐患未消。
进入新世纪，叶利钦将权柄交给普京。2000年下半年，俄罗斯灾祸接连不断，2000年因此也被称为“灾难年”：莫斯科市中心爆炸案，俄海军“库尔斯克”核潜艇沉没案，全俄最重要的电视塔大火案，莫斯科广播发射中心被飓风破坏事件等。当时普京深有感触地说道：“一系列的灾难说明俄罗斯社会和经济状况已到了灾难性的境地。”这也预示着20年积累的、潜伏多年的社会问题和生产事故随时可能爆发。
思想真空将长期制约俄罗斯复兴
30年来，俄罗斯已经失去了一些尖端创新技术领先地位，如机械设计与制造，电子信息已经落伍。更加值得担忧的是，社会灾难性危机不仅潜伏在社会物质生产领域，过去苏联引以自豪的文化、科技、教育、人口、体育等领域也是危机四伏。
俄罗斯学者指出，与爆炸、火灾等显性的天灾人祸相比，俄罗斯还隐藏着更多的隐性危险。思想溃败、理论混沌、文化和科技潜力衰退才是更加危险而可怕的。1999年11月22日，东正教大牧首阿列克赛二世在《劳动报》刊登文章，提出比起其他领域的危机来，俄罗斯社会的“精神危机最可怕”。不少俄罗斯思想家认为，1985年开始的“改革”使俄罗斯社会在精神上处于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状态，造成了思想上的“真空”。2000年5月16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苏联时期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索尔仁尼琴在与俄部分作家座谈时谈到，俄罗斯正面临着精神和领土的分裂。俄罗斯精神和道德上衰落了，恢复起来需要150年。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自由改革派多次抱怨“俄罗斯科学院”名不副实，缺少创新产出和经济效果，甚至要求政府干脆取消俄罗斯科学院。如今，昔日作为科学殿堂的俄罗斯科学院境遇更加困难，学者们盼望改革派千万不要“杀鸡取卵”。 2009年10月，170名移居国外的俄裔科学家发表了一封致总统梅德韦杰夫的公开信，敦促政府增加研究投入，特别是那些基础性研究领域，扩大国际合作范围。但实际情况是，金融危机后俄罗斯政府首先大大削减了对科研特别是对科学院系统的投入。如今拥有20万人员的俄罗斯科学院每年的投入只相当于西方名牌大学一年的经费。
面对制度性的缺欠和社会中显见或隐含的各种危险，俄罗斯如何实现现代化？通过什么途径实现现代化，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面向西方的“缓和与微笑外交”能走多远？西方国家能够真心或出力帮助俄罗斯实现现代化吗？对此，至今俄罗斯当局和精英层均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只有俄罗斯共产党坚持着：俄罗斯的未来出路在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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