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环境是产业承接的重要载体
吴敬琏
危机来了以后，人们习惯性地将冲击归根于外来因素，和自身的问题好像没有多大关系，以为只要我们能够熬到西方国家复苏了，我们的问题就解决了。可是自去年10月以来，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大多数人都感到破灭了。因此，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发展模式，才能够根本上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
“对我个人来说，湖北具有特别的意义”
我的母系家族是重庆川东的，在我的曾祖父这一辈是从事农业的，后来转向工商业，来到了这个通向全国、通向世界的地方——武汉。19世纪70、80年代，我的曾祖父在四川发现了煤矿。但是，煤在四川没什么销路，于是把煤庄开在了武汉。那个时候，湖北要比四川先进得多，中国的第一个冶金工业就是汉冶金，中国的第一个现代金属工厂就是汉阳兵工厂。
我个人与湖北也很有缘分。30年前，国家经委派一个调查组在全国做大炼钢铁检查，我在鄂城钢铁基地待了半个多月。后来，我国进行了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初期，武汉提出的口号是赫赫有名的，交通和流通支撑了武汉的起飞。特别是汉正街的崛起，可以说开辟了中国商品市场化的先河。
现在，相对其他省份，特别是沿海省份，武汉和湖北地区的经济地位是有所下降的。但是，我对湖北经济发展给予很高的期望。5年前我来湖北的时候，湖北的重工业和轻工业比重、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比重还很高。现在，湖北的经济结构有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重工业、轻工业的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幸的是，这个时候又碰到了世界金融危机。对于湖北来说，这次危机是有利有弊的。一方面，世界金融危机使得我们推进经济发展遇到了很多困难；另一方面，金融危机可能更容易形成共识——通过转型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显得更加迫切了。
“经营环境是最重要的吸引力”
每一个要转移的企业都有不同的动因，但是，对于企业而言，一个地区最重要的吸引力就是经营环境，经营环境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制度环境。上世纪90年代曾发生过一浪企业北移，即珠三角的一些企业转移到长三角，对于这次北移的解释分歧很大。通过调查，我发现企业北移的理由主要是经营环境。经营环境主要指两个方面：一是法治环境，二是治安环境。珠江三角洲发展很快，但在法治和治安环境方面有所欠缺。台资和港资企业刚开始在珠三角投资的时候很满足于倾斜的政策，但企业做大了以后发现，倾斜政策是靠不住的。因为倾斜政策往往取决于当地的领导人，领导人一旦调走，就会导致政策的不可持续性。而且，这些倾斜政策都是一对一的，用钱的办法搞定，企业内部的规则就很难保持，整个企业就会乱。
另外就是治安环境，上海有较长的工商业传统，规矩比较好。苏南有人们没有注意到的细节，比如苏南的新加坡工业园区，他们不仅将新加坡的项目引进过来，还引进新加坡的“全套管理软件”。所谓全套管理软件，就是规则、法律、执法。他们在建立工业园区后，就派几千名官员到新加坡培训，学习新加坡本国工业园区的管理方式和法律体制，以至于苏南的开发区运行的都是新加坡工业园区的制度。因此，劳动力便宜、交通方便都是共性因素，要使自己和别的地区区别开，突出自己更大的优越性，必须把我们的体制搞好，在这一点上政府也是有主动权的。
“金融危机感染，中国增长方式要转型”
1995年中央在制定第九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就提出了经济转型问题，当时的提法是从粗放的增长方式向集约的增长方式转变。但是，随后十年间几乎没有任何进展，到了“十一五”的时候，又提出了这个问题，各地不同程度地都在加速转型。这个时候，又出现了世界性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出现后，很多广东和浙江的企业家说，现在已经不是转型问题而是死活问题。
为什么世界金融危机对我们造成这么大的冲击？总体来看，是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出现了问题。用投资和出口支撑的增长方式导致我们的金融体系产生很多漏洞，以至于危机袭来，我们自身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
危机来了以后，人们习惯性地将冲击归根于外来因素，和自身的问题好像没有多大关系，以为只要我们能够熬到西方国家复苏了，我们的问题就解决了。可是自去年10月以来，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大多数人都感到破灭了。因此，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发展模式，才能够根本上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
然而，现在的一些专家在分析上存在着一些误区，说推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有两驾马车不行了，必须增加消费、扩大内需。从经济理论上看，这是用短期的分析框架去对待长期的问题。分析长期问题还是要从生产函数来着手，提高效率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现在的很多专家说转型，说的不是要提高教育、依靠技术进步和效率，而是要转向以消费支撑的增长方式。这其实是短期分析，我所讲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要克服当前的困难，使得经济在未来能够持续、快速增长的问题。
“从沿海归来的农民工是创业的积极因素”
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商业转移并不是正向的，而是出现了回流。怎么对待这些回流的农民工呢？
现在有一个假象，从城里回来的人挣了一些钱，以为今年的春节还不要紧，只要熬过去问题就不大了。这其实是最要命的。农民工的收入用完了就完了，如果没有办法让他们持续地获取收入，现代化的进程就会出现倒退。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我们采取了各种措施帮助民间创业，比如小额贷款，对小企业的信贷担保，以及市场准入的放开，在当时起了非常好的作用。因此，从沿海地区回来的农民工对于输出地来说并不是一个负担，很可能是我们新一轮创业高潮的积极因素。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制定制度激励他们往生产性的活动努力。
“先进制造业是服务化的制造业”
金融危机来袭，中小企业发展出现了难关。如何帮助他们度过难关呢？答案很明确，就是发展先进制造业。对于“先进制造业”这个词，很多人有误解，以为先进制造业就是了不得的高新技术。其实不然，所谓先进制造业，就是含有很大的服务业成分的制造业，是全价值链的、全供应链的、全产业链的制造业，或者叫服务化的制造业，或者叫服务业和制造业一体化的制造业。通俗地讲，就是引导他们向微笑曲线的两头延伸，微笑曲线的前端是研发、设计，后端是品牌营销、售后服务等。
值得强调的是，向微笑曲线两头延伸并不意味着就是升级或者转型，而是产业链的延伸，能延伸几级就延伸几级，并不是一步登天，也不是完全依赖高科技。
当然，发展先进制造业更需要找到新的增长点，利用一些产业处于革命性突破的关口，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对自身经济增长具有权重性的产业。比如包括湖北在内的中国汽车制造业，要在西方发达国家做了100多年的领域里超过他们，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利用燃料改变的机会，发展新型燃料汽车，我们就能跟别人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甚至超过他们。
对于新燃料汽车的研发，国家需要支持和补助，但是对于补供方(补企业)还是补需方(补消费者)，我觉得补需方要胜于补供方。过去的经验表明，补供方的办法往往是成亿元的钱打了水漂。而补需方不仅使汽车企业必须持续研发获取消费者的欢心，而且消费者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也对强者进行了筛选，促进了竞争。
另外，湖北的信息通信产业也是有一定的优势的，深圳华为的很大一部分技术工程师都是从湖北转移过去的。为什么同样的一个人在深圳获得了发展，而在湖北却受到了抑制呢？我想这还是体制问题、激励机制的设计问题。政府应在这个方面加强改革力度，制定出有生产性的制度和政策。
“武汉应定位在发展服务业”
对于武汉这样的大城市，它所要发挥的应该是辐射、带动作用。一般来说，包括流通、金融等在内的服务业的主要作用是辐射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因此，武汉应该根据各个地区的需要进行定位，并不断地加强这方面的作用。
然而，由于各个方面的原因，武汉的服务业发展的不够快。比如汉正街模式曾经是义乌学习的榜样，现在却要向义乌学习。武汉的金融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也是赫赫有名的，现在发展的也还是不够。
当然，要把武汉在一天之内变成现代服务业集聚的中心，也是不可能的。但是，选对跑道和努力奔跑同样重要。如果我们能对自己进行准确的定位，并不断地往预定的方向努力，我们就能建立起我们所要发展的、发达的服务业。
湖北的人才和发明数量很多，但却很难将产品产业化，这中间就是风险投资(VC)、私募基金(PE)等金融工具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就统计数据来看，湖北银行的存贷差是很高的，有大量的资金沉淀在银行里，没有发挥“润滑”的作用。如何将过剩的金钱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通过风险投资和私募基金对有成长性的企业进行投资，并在企业发展的某个阶段自由地退出，政府需要在制度上进行引导，甚至可以设置一些引导资金，发挥杠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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