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 　 　

 

    我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所出现的结构性变化和矛盾、挑战，如能源和其他重要资源的生产和消耗增长迅速；环境压力空前增大；过去构成中国经济增长低成本优势的诸多生产要素，特别是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上升；在整个国民经济保持快速增长的同时，原有的地区发展差距并没有缩小，有些方面还在扩大；社会矛盾在某些方面有所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不容忽视；中国正在以日益增长的规模介入国际经济活动，“中国因素”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等等。这些矛盾和挑战，在已有的发展方式空间内是难以包容和应对的。发展方式的转型势在必行。

　　经济发展中的资源和环境约束从来都存在。我国近年来资源和环境约束压力显著增大，是资源禀赋、发展阶段和体制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我国虽然号称地大物博，但大多数资源的人均拥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我们面对的资源约束要大于那些资源禀赋条件好于我国的国家和地区。在工业化的不同阶段，资源消耗强度是不同的，大体上呈倒U型分布，上升速度较快的是重化工业增长加快、比重提高的阶段。我国近几年的经济增长正处在这样一个阶段。虽然一些年来能耗技术指标是下降的，但由于高耗能产业比重增大，总的能耗水平还是上升了。如果说资源禀赋是无法改变的，发展阶段又难以超越，体制政策环境则是改进余地最大的。

　　关于资源和环境约束，有一个认识上的方法论问题。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自身的资源禀赋并不是能否发展、发展什么、以多快速度发展的先决条件。在国际国内，都不乏资源禀赋条件不好，但经济发展成就斐然的例子。例如，日本、韩国基本没有石油和铁矿石资源，煤炭资源也很少，但发展起了在国际上竞争力领先的钢铁和汽车工业。相反，一些资源丰富的地区，却缺少发展活力，不能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上的竞争优势。开放条件下的资源流动，大大缓解了自身资源禀赋的约束。另一方面，资源的品种、质量、可利用程度等，与科技水平密切相关。以能源为例，煤炭、石油等的大规模开发和利用，是工业革命以后的事情，电力、核能的出现和使用，也只有一百多年和几十年的时间，还有一些新能源时间更短。一个时期以来，随着国际油价高企，多种新能源的开发进度加快了。所以，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条件下，从一个长时期的战略眼光观察，对资源和环境约束应有科学的认识，悲观是没有理由的。

　　在这个问题上，既要有积极乐观的态度，又要有紧迫感。强调紧迫感，首先是在其他条件不改变或改变不大的情况下，短期内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量迅速上升，使我们不得不承受巨大压力。更紧要的是，这种压力是在大量该做、能做的事情未做的情况下出现的。如果我们把鼓励节约、环保的措施都采取了，把有利于节约、环保的技术都利用了，有一个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发展模式，我们面临的压力就会小得多。相对于自然条件和技术的约束，我们面临的思想观念上的约束、体制和政策环境上的约束要大得多。这是当前资源和环境压力增大的实质所在。

　　解决资源和环境约束压力的出路在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创新。要探索和逐步建立适应当代科技发展潮流和国际发展方式调整趋向，同时也符合中国现阶段实际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发展方式。对此必须作出多方面的努力。要切实解决好发展理念的转变问题，把发展建立在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可持续的基础之上；要从各自实际出发，制定并实施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资源节约、保护环境规划，重点是发展循环经济的规划；要充分发挥价格在解决资源和环境约束中的基础性作用，该放开的要放开，需要政府定价的也尽可能适应市场变化；要在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中，加强对资源有效利用和环境治理的社会性管制；要加强资源和环境领域的研发活动及其成果推广，在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加快科技进步过程中，优先发展那些有利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的技术；要继续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积极发展有利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的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

　　通过创新形成新的竞争优势，是一个关系到我国产业中长期竞争力，也是关系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如何认识自主创新，近来也有一些讨论。有的行业围绕“合资企业进行的创新算不算自主创新”展开争论。对这个问题，还是要从全局和战略的眼光来观察和理解。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资金的“引进来”和“走出去”，纯粹内资的企业将越来越少。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实行多元化的股份制结构，其中包括引入外资。国有经济比重最高的基础行业，如电力、电信、金融等行业中的国有大企业，也越来越多地在境内外上市。所以，按照企业资本来源来界定，不符合开放经济的实际，也存在很大的技术上的困难。比如，某企业的直接投资者是内资，但再从这个投资者向上追溯，可能会找到外资踪迹。外资企业的研发活动到中国来，虽然会对内资企业形成竞争，同时也有技术扩散、人员培训、促进产业配套条件形成等积极作用，总体上说利大于弊。可借鉴的国际经验和我国多年来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从内外资企业的角度看，我们所说的自主创新可以有两个要点，一是内资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一是外资企业研发能力向中国的转移。当然，前一个要点是重点，我们讲自主创新，立足点和重心都是内资企业。有一些东西，特别是那些关键性、基础性的技术，仅仅靠开放是拿不到的，必须靠自己来搞，对此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但是，这与鼓励外资企业研发能力向中国转移并不矛盾。这两件事情是互动的，一定程度上是互补的。外资企业是在中国仅仅搞加工制造好呢，还是把研发能力也转移到中国来好呢?还是应该鼓励它们向中国转移。我们讲自主创新，这个“自主”的主体应该是中国经济的大局，全球化、市场化背景下中国经济的大局。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合法注册、经营的企业所进行的有利于提高中国经济创新能力的活动，应该得到鼓励，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划入“自主创新”的范围。这样看问题，对提高我国经济总体创新能力是有好处的，也正是新时期提高吸收外资质量和水平的政策所要求的。

　　对地方和企业来说，如何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增强技术进步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有不少问题需要深入探讨。比如，如何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和组织结构，使企业领导人能有长远眼光和内在积极性，真正自主地、坚持不懈地开展创新活动；如何培育资本市场，特别是鼓励风险投资的发展，解决企业创新融资难的问题；如何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支持企业实施知识产权战略，为企业创新活动提供足够激励；如何促进外资企业研发活动向本地转移，使引进外资与提高创新能力有机结合起来；如何支持创新型企业发展，通过这些企业的带动形成创新型产业集群，或者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向创新型产业集群的过渡；如何建立和完善技术创新的公共服务平台，支持新技术向中小企业的扩散，支持某些重要技术攻关项目的研发活动；如何完善政府支持创新的政策机制，特别是把重点转向需求激励政策，通过税收、价格、直接补贴、政府采购、设立标准、倾向性措施等，推动企业的自主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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