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生态文明的定位问题
生态文明建设目标提出以后,学界有了很多不同的解读,也因此出现了一些需要加以澄清的观点。其中,关于生态文明的定位就是一个核心问题。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生态文明是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为一体的综合文明。这一观点表面上有一定道理,但是从理论角度看却缺乏逻辑架构性,实践中也难以操作。要真正解决
生态文明的定位,还得借助历史唯物主义,如果抛开这个科学体系,就无论如何也无法理清头绪。
谈到文明,必然涉及文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之时,就十分注重从文化角度去审视社会。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说:“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但是第二,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
重视传统的作用就是重视文化的作用,所谓文化视角,就是从社会发展的特殊性来把握社会发展的一般性的视角。其意义在于:第一,体现了辩证性。社会个体的发展是社会总体发展的基础,社会总体的发展是社会个体发展的凝敛。通过共性和个性的统一来考察社会发展,有利于坚持社会发展的自然物质性。第二,体现了多样性。由于各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的差异,所以即使在同一生产力水平上,社会的发展特色也各不相同,从文化视角来考察社会发展,有助于深化对民族问题的了解。第三,体现了传承性。社会意识尤其是社会心理具有相对稳定性,从文化角度考察社会,有利于对社会演化过程的了解,从而把握社会发展的历史前提。
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不仅不排斥文化研究,而且把文化研究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必要补充。如果从历史唯物主义来看,文化可以分为物质文化、交往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四个层面。其中物质文化对应生产力,交往文化对应生产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制度文化对应政治上层建筑,精神文化对应社会意识和与精神生活有关的活动。
文明是文化的进步状态。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把早期文化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认为文明是伴随着社会分工的出现而出现的。总体来看,按照四个文化层面划分,可以分别得到:物质文明、交往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按照交往、政治、精神层面综合划分,可以得到:奴隶社会文明、封建社会文明、资本主义社会文明、社会主义社会文明,这些文明形态可称为社会文明。物质文明是社会文明的基础,但它有相对独立性,历史上经历过的物质文明依次为:农业文明、工业文明。
“生态”一词,与生态学相关。“生态学(ecology)”一词的希腊文原意为“住所的研究”。1866年,德国动物学家海克尔首次为生态学下了一个定义: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与其环境交互关系,以及生物彼此间交互关系的学科。可见,“生态”一词的原意就是“环境”,这里的环境指自然环境。早在19世纪,当生态问题在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中开始露头时,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就作出了警惕自然界报复的预言,并且说:“只有一个在其中有计划地进行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才能在社会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正像一般生产曾经在物种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一样。”它的要义在于:第一,把生态问题首先确立为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第二,认为生态问题与社会问题紧密相关。
生态学经过19世纪下半叶的萌芽阶段后,20世纪上半叶进入经典生态学发展阶段,它是以生物学的一个分支的面目出现的学科。这个时期,虽然一些学者例如维尔纳茨基和莱奥波尔德等,已经看到生态破坏的社会根源,但总的来说,学术活动的基本走向是排除人为因素,研究原生自然中生物与环境(包括生物性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到了20世纪下半叶,人们越来越多地看到,当今的自然已经是一个人为因素高度渗透的自然,要在排除人为因素的条件下研究生态问题,意义已经越来越小。社会需要使生态学向人类生态学的第三阶段提升。人类生态学的内容是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作为统一的复杂巨系统来看待,从人化自然的角度来研究自然界的演化。
生态文明是在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背景下,在对人的活动意义进行深刻反思之后提出的文化变革目标。一般说来,对生态文明的理解是:用人和自然协调发展的观点去思考问题,并根据社会和自然的具体可能性,最优地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西方学者在生态文明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由于没有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所以始终在理论上没有建立起完整的体系,在实际运作上往往陷于空谈。现在看来,要解决生态文明的建构问题,还得要回到《自然辩证法》的基本立场上去。俄罗斯学者凯德洛夫认为,《自然辩证法》实际上是前《资本论》,它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内在统一的。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及生态问题产生的实际领域,生态文明应当是物质文化的进步状态,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构成一个逻辑序列。建构生态文明,首先需要调整生产技术,在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方式方面实现飞跃,争取在自然界中实现自由。但是,要在自然界中实现自由,又必须以社会中的自由为手段,以意识中的自由为前提,所以它的建构必然要求在交往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面得到响应。这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建构有相似性,但要比前两者深刻得多。深刻之处在于,前两种文明的建构主要是由人的基本需要和享受需要直接推动的,而生态文明的建构,则主要由发展需要推动,这就要充分发挥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交往文明对物质文明的反作用。中国虽然在现代生态文明的建构上相对西方有所滞后,但在文明的其他几个层面上却有着相当的优势,因而完全可以在后发阶段上大有作为。(欧阳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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