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型国家的人文社会诉求
在中国，创新型国家目前通常只是由科技指标来定义，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一、科技进步率对GDP的贡献率达70%以上；二、R&D投入率占2%以上；三、对外技术依存度低于30%；四、自主知识产权每万人专利申请数达8件。按这些指标要求，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还有相当的距离。但如果这些指标达到了，中国就成为创新型国家了吗？
建设创新型国家，科学技术是主力军，科技创新是基本动力。但是，必须指出，创新不能只局限于科技领域，它是整体性的，是全社会的活动。建设创新型国家，除了考虑技术创新之外，同时必须要考虑非技术方面的创新，更不可忽视人文社会因素对创新成败的重要影响。
非技术创新的地位日益重要
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OECD)与欧盟统计署(Eurostat)联合出版的《奥斯陆手册》第三版，不但扩大了创新的定义，而且增加了营销创新和组织创新。这两类创新本身并不是技术创新，但是它们对生产力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美国《商业周刊》2006年4月24日刊载一篇题为“全球最具创新精神的企业”的文章，其中谈到创新内涵的扩大：“如今，企业创新的含义已经远不止开发新产品那么简单。它还包括改造业务流程和打造全新市场，以满足消费者永无止境的需求。最重要的是，随着互联网和全球化带来更多创意，创新也包括选择和实施正确的创意，并以创记录的速度将它们推向市场。20世纪90年代，创新指的是技术以及质量和成本控制。如今，它指的是提高企业组织的效率，对其加以改造，使之具有创造力并不断发展。”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塔克商学院教授维贾伊·戈文达拉扬说：“很多不同的内涵都被划入了创新的范畴。创新不一定与技术有关。”很显然，创新已经超越了科技的范围，若仍把创新只局限于科技领域则显得过于短视了。
社会创新的意义
著名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强调，并不是只有科学和技术才会在知识上除旧更新；社会创新的重要性不亚于科学创新，且往往更为重要。他在《管理新潮》一书中的跋提出了社会创新的新任务。他说：“我们是不是把作为本世纪变革推动者的科学技术的作用过于强调了呢？社会创新中很少是由于科学技术产生的，但它们却对社会和经济有着甚至更为深刻的影响，事实上即使对科学技术本身也有着深刻的影响。”他认为我们不能把眼光只盯着科学技术，还必须重视科学技术之外的社会创新。
近年来，一项最著名的社会创新是孟加拉银行家穆罕默德·尤努斯创办的孟加拉乡村银行。这家银行有两万名员工，每年借给660万人8亿美元，帮助他们做小生意养活自己。尤努斯因这项社会创新而荣获诺贝尔和平奖。颁奖辞中说：“尤努斯已经证明自己是一位可以将理念转化为数百万人受益的政治行动的领导者。受益的不仅是孟加拉国人，还有其他许多国家的数百万人。”这充分表明了社会创新的巨大社会利益。
中国非技术创新的中心环节
混序组织的创始人迪伊·霍克提出：“如果我们仅凭借科学与技术的强有力手段，我们就会在社会、经济、政治以及物质等方面继续撕裂这个世界，直至它彻底地毁灭。这样做不但会给我们自身带来剧烈的痛楚以及令我们祖先蒙羞，而且会给我们的子孙及其子女，还有他们子女的子女留下一份让他们遭受极大的痛苦与灾难的遗产，而这些将是一件难以觉察的事情，更谈不上值得关注了。”
迪伊·霍克的话提示我们，只关心科技发展而忽视人文努力，对人类的文明进步是有害的。这里还有一点值得我们重视，就是德鲁克谈的科技与组织管理之间的关系。他说“信息科技不会主宰2030年的社会。当然，信息科技在未来一定很重要，但只会是数种重要新科技之一。和过去各时期的社会一样，下一个社会的主要特征将是新组织、新学说、新意识形态和新问题。”当然，我们很难预料德鲁克的断言是否准确，但它至少提醒我们，组织创新——非技术创新的重要性绝对不容忽视。
“杭州建议”的启示
2007年7月13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一篇报道，题为“发散‘灵魂香味’的城市——杭州创建‘生活品质之城’的人文解读”。文中有一段话引起人们的格外重视：“专家认为，杭州市的实践意味着以GDP论英雄的时代结束，一个全新的城市评价体系开始了：以民生为视角，关注人民的生存状态，把人民的生活品质和人民的幸福感作为执政者追求的目标，这是一次巨大的进步，它颠覆了传统的发展目标，为全国城市发展提供了一个榜样。”
这些专家来自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家统计局、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在这些专家参与的会议上，形成了“生活品质评价的导向性建议”，即著名的“杭州建议”。这篇报道最后指出，“杭州建议”的诞生意味着我国的城市评价体系将由过去追求经济等各项物的指标转向人的个体，这充分体现了科学发展观在城市评价体系中的创新。
这又使我联想到台湾文化人龙应台写过一篇文章，生动描绘了她对欧洲“现代化”的印象:“我带着满脑子对‘现代化’的想象而去……一路上，没有看见预期中的高科技、超现实的都市景观，却看见田野依依，江山如画……尔后在欧洲的长期定居，只是不断见证传统的生生不息。我发现，自己原来对‘现代化’的预期是片面的。先进国家的‘现代化’是手段，保护传统是目的……大资本、高科技、研究与发展，最终的目的不是飘向无限，而是回到根本——回到自己的语言、文化，自己的历史、信仰，自己的泥土。”
看来，创新型国家建设如同现代化一样，不可简单地理解为只有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考虑传统和文化。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评价中心课题组提出了一个中国发展指标，由4项指数组成：1.健康指数——出生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每万人平均病床数；2.教育指数——成人文盲率、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比例；3.生活水平指数——农村居民年平均收入、人均GDP、城乡居民年人均消费比、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4.社会环境指数——城镇登记失业率、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人均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等。这既是社会发展指标，也应成为科技创新所要追求的最终目标。(金吾伦/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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