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差异是形成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扩大的重要因素。近10年来，西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东部高1．47个百分点，而国有经济投资西部比东部高出2．7个百分点。1998年，全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东部占60％以上，中部占23．6％，而西部仅占全国总量的15％。在东部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非国有经济的投资已经占到半壁江山，而西部国有经济投资部分在总额中的比重依然高达66．6％。投资总量上，东高西低；在本地区的投资结构中，也是西部非国有经济投资比重比东部低。

深层的产业结构差异，以及由此所导致的效益差异是造成东西部发展差距的另一重要原因。全国经济结构中，一、二、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大约为20％、50％和30％。其中，东部沿海地区非农业产值已占到农村社会总值的80％左右，农业产值仅占20％，农民收入主要来源于效益较高、风险较小的二三产业。而西部非农业产值则仅占20％，农业产值却占了80％，农民收入70％-80％来源于效益较低、风险较大的第一产业。我国工业区域布局是“南轻北重、东轻西重”，即东部以轻型或轻重混合型产业为主，西部则主要以重型产业为主。产业的这种结构性差异导致了东西部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西部国有工业比重比东部高，浙江、福建、广东等省的非公有制在本省的工业产值中所占比重分别达到49．87％、50．84％和54．66％，而在西部各省市区中，非公有制所占比重都较低，只有四川、重庆两省市所占的比重超过30％。

非公有制经济在东部发展较早、速度较快、数量较多。东部的私营企业不仅数量多，且经营规模较大，1995年，全国500家最大私营企业中，东部有328家，占65．6％；西部只有58家，占11．6％。

80年代，沿海首先实施对外开放战略，外商直接投资多在东部沿海区域。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西部的非国有投资严重偏少，其中外商直接投资甚至呈现负增长。外商直接投资的不均衡导致了东中西部各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拉开了差距。外商直接投资对全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大的省区均位于东部沿海地区，贡献率较小的省市区基本上位于西部，最小的省区西藏、青海和宁夏等省区贡献率在0．1％一1％之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截至1999年底，西部12个省市区的外商直接投资累计为162．7亿美元，仅占全国各省累计数的5．32％，而广东省1999年一年的外商投资额就达128．9亿美元。从1997年起至2000年以来，西部省市区的外资总额还在减少。这说明，迄今西部经济发展对国有投资的依赖程度还很高，对包括外资在内的非国有资本进入尚有较多障碍，相关体制亟待创新。

从就业在不同所有制中的分布来看，乡镇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为东部吸纳就业的重要渠道，东部国有经济部门就业比重由1988年的70．3％下降至1998年的4％，同期非公有制经济部门就业比重由1．4％上升到5．3％。而西部1998年国有经济部门就业比重仍高达78．2％，非公有制经济就业比重比东部低6．7％。可见，西部所有制性质对就业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影响。西部的就业管理体制、就业观念都亟待改革

 

西部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在将近30个产业领域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限进’，其中基础设施行业的‘限进’主要表现在电力、煤气、水的生产和供应，以及交通运输、邮电通信和仓储业等方面。”即便在一般竞争性领域，民间资本的投资范围也是很有限的。

东南沿海地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有着多种有效的渠道，市场融资的区位优势非常有利于经济发展。而西部深居内陆，地域分割严重，生态环境恶劣，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信息闭塞，市场融资十分困难，在吸引外资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体制性障碍。

西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面对的社会群体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不适应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政府的行政效率较低，促进措施不到位，进而导致了诸如政策待遇、发展机遇、经营管理成本、市场环境、人力资源、融资状况等条件与东部相比较，都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因此，在同一市场环境中竞争，更难以获得平等的发展条件。

四是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在自身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诸如企业管理不规范、决策机制存在缺陷和法制意识淡薄等问题。

改革西部所有制结构的基本对策

以党的“十六大”精神为指导，进一步认真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消除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政治偏见和社会偏见，真正把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来对待，全力营造西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体制环境和人文环境。政府应当认真贯彻执行《宪法》，依法坚持进行所有制结构调整，将非公有制企业的发展纳入法制轨道，为其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首先，强化西部大开发的支持力度，应采取倾斜性货币政策，扩大西部的货币供应：其次，积极开辟多种融资渠道，进行有效资本动员，培育资本市场，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在西部培育和发展区域性资本市场。第三，大力发展直接融资，积极支持西部不同所有制企业上市融资。在符合上市的条件下，国家应优先考虑西部企业上市，进一步加大西部的资本市场筹资规模。第四，大力发展债券融资，培植西部投资银行，通过兼并重组等方式扩大券商规模，提高其市场的竞争能力。第五，大力拓宽民间投资的融资渠道。在货币监管部门允许的条件下，建立并不断完善中小金融机构，为中小企业尤其是非公有制企业提供资金融通。试办西部风险投资基金，使风险企业进入成熟期后有上市的机会，给风险资本提供退出的通道，应努力做好开放二板市场的准备。

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加大利用外资的力度，引导外资向西部投资，鼓励外商投资于能源、交通、重要原材料工业，兴办综合利用资源和再生资源、防止环境污染的新技术、新产品项目。在西部有条件的大城市进行银行、保险、零售商业、外贸吸收外商投资试点。

政府要强化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服务功能，提高服务意识。帮助中小企业收集和交流市场、管理、技术、生产、政策和人才等信息，提供经营战略、企业管理、市场营销、财会技术、法律知识等方面的培训辅导。为企业与科研机构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开展经济协作以及企业的产品出口等牵线搭桥。通过组织贸易洽谈会、交流展示会、学习考察团等形式，为中小企业创造开拓市场和开阔眼界的机会。

鼓励民间资本积极参与西部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

鼓励非公有制企业通过收购、兼并、控股、参股、租赁、承包、托管等方式参与国企改革和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除了允许非公有制企业进入股市从事资本经营外，还应开放产权交易市场，鼓励各种所有制企业入场交易，依法进行产权转让，规范操作，减少腐败。

进一步拓宽非公有制企业的产业范围，建议对产业准入限制进行一次全面的清理，适宜放开的要坚决放开，暂不宜一下子放开的，可以先进行试点，总结经验，创造条件逐步放开。放手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参与西部基础设施建设。放手让非公有制经济加大投资力度，大力发展区域特色农业、无污染的绿色农业。西部有发展特色农业和绿色农业的地域条件，用绿色农业冲破“绿色贸易壁垒”的限制。

西部要发挥“后发优势”或在西部大开发中形成若干新的“增长极”，经济就必须保持持续增长。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形成百舸争流的发展局面，首先需要政府自身的创新。当前，特别要对非公有制经济中的大企业和企业集团，除纳入各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外，在立项审批、股份制改造、户籍管理、法律保护、社会保障、科技专利申请、无形资产评估、科技信息沟通、专业技术职务评审等方面，都要实行与国有企业一样的政策和待遇，还应积极鼓励和支持他们向资产社会化、管理规范化和经营国际化方向发展。（顾华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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