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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感人的故事

对中国范式的一些分析

http://www.51bdl.com 来源:宝德龙人才网
 
对中国范式的一些分析
张文魁    
 
    为什么会出现中国范式?如何评价这种范式?这种范式将如何演变?
    首先,让我们来研究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范式。中国启动国有企业改革的直接目的是提高企业的生产积极性以解决当时的商品短缺问题,从而奠定了实用主义的改革思维,所以早期的放权让利显然是合理选择。不过,控制权改革为何延续这么长时间?而所有权改革为何又如此渐进和摇摆?一个合理的解释是:意识形态因素、实用主义思维的固定化,以及对不确定性和风险的过分谨慎,是促使中国范式形成的最重要因素。意识形态因素不是本文讨论的范围。实用主义思维在中国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邓小平本人正是一个典型的实用主义者。实用主义思维有很大优点,但其在改革初期的显著效果却使这种思维固定化了。我们已经指出,实用主义其实就是机会主义,它意味着一种得过且过的政策导向。对不确定性和风险的过分谨慎,贯穿着中国经济转轨的全部进程。中国是一个欠发达国家,需要的是确定能够促进发展、消除贫穷的改革。私有化能够确切地、立竿见影地促进企业发展吗?答案并不总是肯定的。实际情况可能令人尴尬,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在激进私有化改革之后,无不经历了长达数年的转轨衰退。与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相反,中国更喜欢在推出某项改革举措之前问一问:这项改革确定能够达到调动积极性、促进发展的预期目的吗?什么样的改革举措最能够增加确定性、减少不确定性?在改革初期,不管是农村家庭承包制,还是城市企业的放权让利和承包租赁,这个问题实际上存在现成答案,答案就是储存在农民、企业家和政府官员头脑中的记忆,因为“文化大革命”之前曾经有过这些政策,实践经历告诉他们,这些政策的确会提高产出、促进发展。
    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过一些民营化指向的所有权改革,但主要集中在商业服务业领域而不是制造业领域,除了商业服务业存在大量的微型企业这个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商业服务业领域在20世纪50年代曾存在过大量私有制。这恰恰说明,此时中国改革方案的选择是由记忆而不是理论、是由经验知识而不是书本知识所指引的。但是,走过这个阶段以后,人们无法从历史记忆中找到确定的改革举措,而需要从国际经验和理论探讨等方面得到启示,这时,除了意识形态因素以外,不确定性和风险成为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中国在1988年曾经尝试过激进的市场化改革,当时选择的突破口是价格改革,但结果却导致了出乎预料的严重通货膨胀和居民抢购,逼迫这次激进改革被放弃。毫无疑问,对这次激进改革的不愉快记忆增加了政治系统和普通民众对于一种新制度的戒心。现实生活中私有制企业时常出现的违法经营、寻租敛财、败德牟利的现象加重了人们对于私有化的疑虑。另外一个十分重要的不确定性因素,就是国有企业职工对于私有化持有严重抵制态度,这种抵制态度主要来自于对“铁饭碗”和“主人翁地位”的坚持。对于推行改革的人们而言,风险不仅仅来自于改革效果本身的不确定性,更来自于政治体系、社会环境和改革实施过程的污点。不过,中国也有一种巧妙的减少不确定性和风险的方法,那就是允许少数甘冒风险的人或者国有部门已经成为严重包袱的地方进行局部试验。幸运的是,中国国有企业数量众多、分布广泛,使局部试验成为可能。国有部门财务困局的日益严重,来自于国有小型企业内部人的所有权改革基础推动力的日益强劲,会弱化意识形态和顽固的实用主义思维以及对不确定性和风险的担忧。正是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促成了中国范式的形成。
    如此形成的中国范式,自然带有内生性。不可否认,“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中国政治体系的巨变,直接导致了中国改革进程的启动。但是,与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相比,中国经济转轨远远算不上是政治人物强加于这个社会的。改革的启动,不管是农村家庭承包制,还是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基本上是基层自发的。基层所选择的制度安排,竟然是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旧制度而并不是什么崭新的东西。实用主义思维,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避免将某种新制度通过政治系统强加于全社会。后来逐渐形成的战略主义思维,其实是政治体系在国有部门财务困局的压力下对基层业已存在的改革举措的承认并加以归纳和演绎而已。完全可以说,中国范式内生于中国长达三十年的国有企业改革实践,而不是某种外来的东西或者是由政治系统强加的东西。
    中国对于改革不确定性和风险的厌恶尽管拖延了改革进程,并产生了很大的改革成本,但却有助于提高国有企业产出,从而促进国民经济增长。中国范式可能有各种各样的不足,但这种范式将改革给国有企业内部人带来的不确定感降到了最低,从而有效地防止了产出下降。激进的私有化肯定会给内部人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感,使他们失去对未来的明确预期。美国著名经济学家K. J. Arrow分析了不确定性下的个人选择,他认为,不确定性下的个人选择将比确定情况下的个人选择困难得多。不确定性下的个人选择从模型上来说可能比较复杂,涉及到非合作博弈等问题,但卸责和偷懒可能是最合理的选择。中国范式在改革前期引入了放权让利、承包制这些确定性很强的举措,内部人可以清晰地计算出产出增加后自己将得到多少收益,因此,他们会选择努力工作以提高企业产出。即使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渐进所有权改革过程中,改制企业也普遍出现了产出增长、业绩上升的现象。一方面,因为许多改制主要面向内部人,而且内部人获得的股份基本上不能出售,使得内部人的不确定性大大降低。即使是面向外部投资者的改制,在许多情况下内部人特别是管理层事实上可以与外部投资者达成私下协议,以获得更多的确定感。另一方面,中国的改制注重通过“承诺”来减少风险、缓解内部人的不确定感。即使是未实行私有化而被保留下来的国有部门,其整体产出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仍然维持了增长,不但因为放权让利的激励机制仍然存在,而且这些国有企业的企业家们才能的提高与中国市场经济成长几乎是合拍的。更何况,那些表面上仍然维持国家所有制的企业,也通过分拆式改制、合资和上市实现了某种程度的迂回所有权改革,这对于减少政府干预、促进企业运营的商业化仍然具有积极意义。
    国家对国有部门投入巨额资金进行了长时期的重组,也有利于国有部门重新获得市场存活能力。当然,这种产出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社会公平为代价的。渐进的所有权改革导致了巨大的改革成本,国有企业几千万内部人所产生的这些成本最终将由十几亿人民大众间接承担。主要面向内部人的所有权改革,尽管在路径依赖的大环境中可能是合适的,但的确容易损害公平性,时常出现的国有企业内部人的腐败行为更加重了不公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中国依靠“剪刀差”和银行输血等方式积累起来的、由全国人民特别是农村居民贡献的所谓“国有资产”,却沦为供养国有企业内部人的“企业养人资产”。中国范式也拖延了提高经济效率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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