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社会阶层的社会影响
编者按： 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是一个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渐进过程，我国改革开放30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与当年的那场思想解放大讨论是分不开的。“催发真理之树枝繁叶茂的，只能是破除迷信的滚滚春潮！”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到一个关键时刻，时代进步需要我们继续解放思想，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的步伐。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新华网理论频道特摘选《解放——改革开放以来思想大论战》（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的精彩章节，既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波澜壮阔的思想论争，也企望推动对改革开放的全民性思考热潮。今天是第十三篇。
社会对新社会阶层的认识是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
1978年，26岁的刘永好还是四川一所中专学校的老师，每天与粉笔和黑板打交道。改革开放之后，刘永好和他的几位哥哥想去农村创业。他们找到了当时公社的一位领导，谁想这位领导一听就火了：“你们这是反了，想搞资本主义！”一年后，改革开放的政策进一步落实，刘氏兄弟找到了当时的县委书记。县委书记听完他们的想法后，当即拍板，可以搞！但要求他们科技下乡、到农村一年带10个专业户。1982年，刘永好与几位哥哥一道，辞去公职，靠变卖手表、自行车，筹集了1000元人民币，到四川成都新津县农村创业。26年后，刘永好的新希望集团已拥有4．5万名员工，产值273亿元。
素有经商传统的温州柳市镇在改革开放之初，曾一口气出了八大王：螺丝大王、翻砂大王、目录大王等等。这些人可谓是温州民营经济的开山者。可到了1982年1月，一纸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紧急通知，将“八大王”的商品经济行为列为大案要案。当时除了螺丝大王刘大源穿着背心短裤只身逃跑外，其余7人都作为重大经济犯罪分子被捕入狱，直到1984年才重新审理，或取保候审，或无罪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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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阶层变动中所涌现的新兴社会阶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因此，探讨新形势下如何培育中间阶层、整合各阶层利益以推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
一般认为，中间阶层的壮大有利于利益的整合、社会的稳定。因此，培育和壮大中间阶层，形成“橄榄型”或“纺锤型”社会结构以服务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为国内学界大多数人的共识。但从整个新兴阶层来看，人们对新兴社会阶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系仍看法不一。
一部分人认为，新兴阶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值得肯定，它不仅推动了经济的发展、拓宽了就业渠道，而且为国家创造了巨额的财富，有力地推动了各项事业的改革。另一部分人认为，新兴阶层对中国社会带来的问题与挑战，需要引起警惕。第一，新阶层地位较高，所涉经济利益较广，与原有的社会利益群体必然存在各方面的利益冲突。第二，随着新阶层的逐渐发展，原有体制下的一整套管理模式日渐失灵，阶层矛盾和冲突会逐步显现。第三，由于阶层结构的变动所带来的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对原有社会道德风尚产生极大的冲击。
新阶层的出现对我国社会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他们既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立的产物，形成社会主体重新组合的状态，同时一旦形成，又反过来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积极参与者和有力推动者，证明了改革路向的正确性和可行性。他们之中绝大部分人力图维持这一方向并延续这一进程。与此同时，新阶层的形成也为中国现代化进程增添了许多变数。研究表明：社会阶层结构的分化与重组，新阶层的出现是社会结构转型和发展的结果，其存在和发展具有深刻的历史合理性。首先，它推动了社会结构从身份到契约，由刚性到弹性的转变。这种变化的总趋势与世界现代化过程中社会结构演变的趋势具有一致性。新阶层的涌现不断推动着社会结构走向开放，变得富有弹性，使其更富有活力同时又更具有持久的社会稳定功能。其次，它促进了民主和法治建设的进程。在多元化的利益主体的基础上将产生出潜在的多元化的政治利益主体，从而为进一步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再次，新阶层具有一定的社会“激励”和“示范”乃至引导功能。在社会阶层分化过程中，各阶层在权力、财富、声望各方面的不平等状态，会给社会个体留下深刻的印象。社会结构转型为各阶层提供了重塑的机会，社会资源的再分配、政治利益以及政治态度的重新定位成为个人身份变动的最大源动力。人们都期望通过自身的努力，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借以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社会结构的分化与重组，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也暴露出社会分化加剧，各阶层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政治利益日渐出现明显反差，是引发社会不安定因素的非常重要的原因。
新社会阶层的社会影响大致有这几个方面：
第一，经济层面的影响。
其一，新阶层成为经济市场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主导力量之一。新阶层是中国市场化改革中获益较多亦较为成功的群体，在某种程度上说，他们的“发迹史”就是经济改革的成功史，他们是经济改革的形象代言人和市场经济的“弄潮儿”，他们的成功，提升了全民族的市场经济意识。这些新兴阶层尽智尽力，有力地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尤其是他们在政策不到位时，敢于突破僵硬体制的羁束，灵活地培育市场新生带，自觉不自觉地大大加速了市场经济的拓延和前进。当前，这些社会精英们，熟谙市场规则，在已基本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的前提下，力促法律法规到位，成为市场经济深化发展的推动者和引导者。同样，在国家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这些新兴阶层也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最早正是个体户经营突破了原国有国营一统天下的独霸局面，当前私营经济、乡镇混合经济作为中国最充满活力的经济成分，在沿海发达地区表现得相当抢眼，对当地经济起了重要的拉动作用。在我国施行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格局中，它们逐渐做大，以其特有的力量进一步促使这一格局合理变动。
有一种观点认为，在改革中获利的那部分人已经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原定模式改革的深化将触动甚至减损他们的利益，他们对经济改革的深化，要么持观望态度，要么力图抵制，甚至影响原定改革路向，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前景堪忧。而持反对意见的则认为这种观点有很大的偏颇性。不否认，改革以来确实有一部分人利用“双轨制”钻法律空子发财致富，成为所谓“权贵资本”、“裙带资本”、“寻租经济”、“黑色经济”的占有者、获利者，还有一些“不落空”阶层，共同构成所谓的“暴富阶层”的主体，他们日渐保守甚至没落，竭力维护既得利益。新兴阶层的主流虽然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既得利益者，但大多是通过合法手段发挥聪明才智所得、通过市场竞争获益，对发展市场经济一贯持赞同态度。或许，他们中有些人对政治改革会因各自立场的差异，存有一些歧见，但对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态度是一致的，是经济改革的动力而非阻力。再者，新阶层本身是松散的、变动的，并非完整的既定群体，在市场中锐意进取、敢于创新的主流新阶层必将继续努力推进改革进程，完善中国的市场机制的建构，并同时完成自身的发展与完善。
其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掌握或管理着相当大一部分资本，成为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以浙江、江苏这类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比较集中和活跃的地区为例，民营企业上缴的税收已经超过或接近全省的一半。此外，新的社会阶层通过自主创业，广泛吸纳社会劳动力，拓宽了就业渠道，有效地缓解了中国面临的人口与就业的巨大压力。中共中央统战部一份报告显示，近10年来，个体、私营企业平均每年新增就业岗位近600万个，约占同期城镇新增就业岗位的3/4。在中国7亿多就业者中，非公有制经济吸纳的就业量(含农业劳动力)就占到90%以上；如果不含农业劳动力，吸纳的就业量为1.9亿人，占全社会就业总量的26%。
其三，普遍提高了市场竞争意识和创新精神，保证了市场持续发展的动力。如前述，新兴阶层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国社会令人追羡的成功人群的象征，这在成功的私营企业主、经理人员、特殊职业者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一般而言，他们物质生活舒适，懂得享受精神生活，政治待遇不断提高，社会地位日渐攀升。他们的工作方式、生活模式和价值取向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的认同和效仿。他们的成功既得益于市场竞争，又饱经市场经济的洗礼，使人们充分体认了公平、正当竞争对个体事业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从而有助于在全社会范围内培养崇尚竞争的风气和激励竞争的氛围。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内驱力，是保证市场经济充满活力的基本要求。浓厚的竞争氛围和良好的竞争环境，对我国市场经济的存续和前进具有决定性意义。事实上，新兴阶层在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方面，都做出了许多突破性的贡献，其组成的经济体远远走在旧有的经济体前面，拉动了整个国家创新机制的形成和有效运转。
其四，中国加入WTO以后，新兴阶层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接轨，为中国打开了广阔的国际市场。新兴阶层在中国市场化改革大潮的拼搏中，基本掌握了市场游戏规则，这使他们整体上较容易和国际经济主体展开对话和竞争，不断学习、吸纳国外先进经验来优化中国经济结构，完善国民经济体系，开辟新的经济增长点。而面对国际竞争和国际经济环境，又促使他们尤其是他们中的精英分子必须尽快掌握世界经济规则，并积极介绍引进到国内，加快中国的经济国际化进程。新兴的民营高科技企业主和各种企业的高级管理者阶层在这方面的贡献是非常明显的，而随着大批“海归派”的加盟，这个阶层将责无旁贷地担当起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全面接轨、融合的重任。
其五，目前，新兴阶层成为中国消费的主力军之一。消费对于现代经济尤其是商品饱和时期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中国经济已经告别了短缺时代，消费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当前中国消费最有活力也最有潜力可挖的就是上述新兴阶层。作为中国社会主导消费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原有的公务员阶层、事业单位职工阶层相比，新兴阶层消费欲望和消费能力相对来说又是最强的，并且渗透到中国经济生活的各个层面，引导和拉动整个中国社会的消费潮流，是中国维系内部需要不可或缺的力量。即使在严重萎缩和滞后的农村消费市场，农民工也是消费市场的支柱，农民工的待遇如能得到改善，必将有力刺激农村消费市场。
第二，政治层面的影响。
其一，新阶层的出现，使我国基本认同民主多样合理的发展态势，有利于推进政治文明建设的进程，从而成为我国建设现代化民主国家的有利条件。大部分新阶层脱胎于原有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与此相适应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在他们的人生成长和事业发展的过程中，饱受行政效率低下、行政干涉过多、官僚专权独断，尤其是双轨制下不透明的“黑箱操作”之苦。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从根本上说是要顺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但这种要求是一种内在的无声诉求。而正是新阶层把这种无声的诉求转变成现实的强大声音。
其二，有助于推进中国法制建设。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没有完备的法律法规和制度，市场经济是难以正常运作的。在市场经济中摸爬滚打获得成功的新阶层人士，深知此理。不可否认，新阶层中有一部分人是钻法律法规不健全的空子发财致富，甚至成为暴富阶层，但是，大部分勤劳守法的新阶层在市场经济日渐深入的进程中，却感到法治滞后对其事业的严重影响。地方保护、行政垄断、政府权力膨胀所致的行政非法干预、行政官员操纵下的“黑箱操作”、司法腐败、民族信用体系危机、制假贩假的泛滥、中介服务组织的行业败坏等等因法律约束力不到位所生成的丑恶现象，使大部分新兴阶层身受其害。新兴阶层在政治身份上基本属于“体制外”人士，对中国法制的关键——依法行政要求极为强烈，非常欢迎政务公开，增加经济决策透明度，行政法治化。中国法制建设近年来取得的长足进步，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新兴阶层的呼声。随着新兴阶层整体社会地位的提高，他们对中国法制建设将会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其三，新兴阶层整体上说素质较高，他们虽大多在“体制外”，但具有较强的参政议政意识。他们中一些成功人士要么直接跻身于政坛（如进入政府部门或人民政协或作为人大代表或加入中国共产党），要么通过传媒等其他途径表达政治主张，或者提出决策建议。如大家熟知的“徐冠巨现象”，浙江传化集团董事徐冠巨当选为浙江省政协副主席，重庆力帆实业集团董事长尹明善当选重庆市政协副主席等。在某种程度上讲，对新阶层社会地位的肯定与重视，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基础，推进中国的“善治”。
第三，其他社会方面的影响。
其一，竞争是他们所信奉的人生和事业法则，竞争意识是现代社会得以存续、发展的重要心理基础。成功的新阶层大都是通过在市场竞争中获得成功的，这将对我国社会思想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深植于大部分新兴阶层心中的民主意识、法制观念必将随着新兴阶层的成功和社会竞争的激烈化、规范化而发扬光大，成为社会思想文化的重要主旨。此外，新兴阶层还为社会主义思想文化提供了其他积极、健康的合理成分，如求实、进取、敬业精神。而且，新兴阶层的主体对外来的先进文化能以宽阔的胸襟，积极主动地吸纳、消化并融合到中国本土文化中，如把国外的管理理念和中华管理文化“中西合璧”形成诸多成功的企业管理模式，为中国社会主义新型文化建设提供了一定的动力。
其二，合理的社会分层与流动是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和保障。改革开放前那种僵化的以身份制为核心的刚性社会结构，使整个社会活力大打折扣。新兴阶层的出现到目前为止尚不能说是合理社会分层结构的形成，但它至少打破了原来僵化的“二元三分”模式，为合理的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创造了基础性条件。
其三，新的社会阶层中的不少人热心参与如“希望工程”、“光彩事业”等社会公益事业和扶贫支农事业，在推动社会进步中发挥了作用。
总之一句话，新兴社会阶层是劳动者而不是资本家，虽然他们许多属于脑力劳动者。他们凭知识与智慧发家致富的同时，也为社会创造着巨大的财富，他们与社会其他阶层一样，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依靠的对象。他们对社会的影响，积极面大过消极面，这一点是必须充分肯定的。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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