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１９世纪４０年代，德国还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但后来德国的经济发展却迅速跃居世界前列。这可能与一个名叫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经济学家的生产力理论不无关系。当时，英国经济比较发达，发达的英国经济催生了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认为财富很重要，财富可以使一个国家富裕起来。然而，对于相对落后的德国而言，如何才能创造更多的财富呢？李斯特认为，“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多少倍”。

李斯特所讲的生产力（或者叫国民的生产力）是什么呢？仔细研读他的著述，可以发现其生产力理论的特点。第一，他所讲的生产力，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包括劳动对象、劳动工具、劳动者在内的，与生产关系对应并决定生产关系的生产力，而要么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种标志，要么是一种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安排。第二，他所讲的生产力十分接近当代新制度经济学所讲的经济发展的制度安排，其中既包括正式的制度安排，如对不动产的保护、司法公开等；也包括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即与正式的制度安排相适应的精神力量。而这些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的核心在于倡导和推崇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自由创造精神。第三，他特别强调社会制度和社会环境对于个体生产力的影响，认为个体的生产力受制于制度和环境，制度和环境可以激发或压抑人们的激情和创造力。第四，他认为，有效率的系统的生产力组织是一国经济兴起的关键所在。后发展国家缺少的正是这种能够促进社会财富增长的生产力，也即能够促进社会进步的制度安排。

既然创造财富的生产力比财富本身更重要，那么，一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要实现持续快速发展，就不能仅仅着眼于眼前的财富，而应着眼于生产力的培育。李斯特以两个地主的不同选择为例，说明着眼于眼前财富与着眼于长远生产力培育会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这两个地主每年均可以积蓄１００００元，各有５个儿子。在这１００００元的使用上，前一个地主将钱储蓄起来生息，叫他的儿子从事普通劳动；后一个地主则将钱用于培养他的儿子，把其中的两个培养成有技术、有知识的人，让另外三个随自己的兴趣学习一种专长。显然，前者看重的是眼前的财富，后者看重的是未来的生产能力。这样，前者在临终的时候，如果就财富而言可能比后者要富裕得多，但就生产力而言却比后者差了许多。接下来，前者把自己的土地分成５份，分别交给５个儿子经营，但由于生产方法依旧，５份的总产量比以前毫无增加。后者把他的土地分成两份，交给两个有技术、有知识的儿子经营，由于改进了技术和管理方法，两份土地的产量是原来产量的两倍；而另外的三个儿子因各有专长，获得了丰富的生活资料。结果，前一家族地产愈分愈少，愚昧和贫困在所难免；后一家族在精神力量和才能上获得了巨大发展，而且一代一代传下去，财富的生产能力不断增强。李斯特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一国的最大部分消耗，是应该用于后一代的教育，应该用于国家未来生产力的促进和培养”。

德国后来的经济发展实践，证明了李斯特关于财富的生产能力比财富更重要的判断是正确的。今天，我们之所以重提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以及他所举的古老案例，是因为其中的道理对于我们的经济发展依然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我们要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就不能片面追求短期的ＧＤＰ增长，而必须重视生产能力的培育，或者说重视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建设以及人力资本积累。（李义平/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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